华为驶入无人区：美国人在害怕什么

作者：李墨天/戴老板

1258年，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大军包围了阿拨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蒙古人的骑兵和弓箭被12英尺厚的城墙所阻挡，但当末代哈里发Al-Mustasim打算趁着焦灼的局势求和时，1000多东方工程师设计的弩炮和早期铁管火炮进入阵地，巴格达的城门在三周内轰然倒塌，哈里发被迫投降。

此后便是蒙古人的屠城。据记载，无数清真寺、宫殿、医院和学校被摧毁，数十万人死去，遍布全市的36所图书馆被付之一炬，数不清的珍贵书籍被扔进了底格里斯河——据说因为扔进去的书太多，以至于河水被染成了墨水的颜色。而哈里发则被裹在地毯里，任由蒙古骑兵践踏碾死。

蒙古的崛起和巴格达的陷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了无数次的课题，也曾被作为欧美人骨子里那种“东方恐惧”心理的故事来源。而在今年，这段历史叕被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出来——美国哲学家大卫·戈德曼接受《世界周刊》访谈时[1]，把如今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比作蒙古人对巴格达的征服。

这种暗藏“黄祸论”的荒谬观点，显然不值一提，这样类比华为，简直是包藏祸心。

不过大卫·戈德曼脑路清奇的点在于，他把华为比作横扫世界的骑兵部队，并称“华为没有很强的中国属性，反而更具有帝国性。”

这个观点值得研究。

我们都知道，华为身上既有中国性，又有美国性——某家英国电讯公司曾评价华为是一家“中国的美国公司”，它用西方的管理框架包裹起内在的东方思维。但现在，华为开始逐步参与决定世界的技术未来，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击垮对手，占领市场，给西方社会带来极大的震撼。

能够从殖民地中组建外籍军团为帝国战斗，是帝国的定义范畴。

而根据华为2018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公司员工来自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五万名外籍员工，在海外市场的员工本地化率达到70%。

华为依靠这些“雇佣兵”在全球攻城略地，这在中国历史上都难以见到先例。

华为不但如饥似渴的学习西方管理哲学的方方面面，用IBM、埃森哲和普华永道的方法打造自己的管理体系，还高效地利用了外籍研发人员军团：5G标准技术研究中，PolarCode的理论方向由土耳其大学教授Arikan提出，5G的一项关键算法则来自任正非口中一个“不谈恋爱的俄罗斯小伙子“。

但如果华为身上只具有美国性，像某家组装电脑的公司那样，选一个时髦的CEO，穿着精心裁剪的西装，整日在各种论坛上夸夸其谈，用华尔街喜欢的姿势来规划自己的业务发展，那华为遭受的阻碍显然会少的多。但华为显然不是这样，它身上的那种强烈中国性，才是最令西方震撼的部分。

众所周知，任正非曾经当过14年的兵，跟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的讲话风格里带着一些60~70年年代黑白照片的感觉，给人一种 “中西交汇”和“土洋结合”的画风：他的演讲稿上里既有IPD、ISC、LTE、4G/5G等英文术语，也有“攻山头”“前线后方”“到农村去”等革命词汇，相得益彰。

而受任正非的影响，华为的很多地方都有革命和军事的痕迹：华为的自我批评会议被称为”民主生活会“，重大的商业交易则是”上甘岭“，做项目时“让一线指战员直接呼唤炮火”。而华为的工程师们也像朝气蓬勃的革命队伍一样，农村包围城市，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吃掉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地盘。

西方人没见过这样的公司，《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评价说，“这是中国式的密码传承，西方公司永远弄不懂，弄懂了也无法推行。”

身兼中国性和美国性的华为，在向帝国进发的时候，离不开对手们的推波助澜——帝国的名分向来只能靠敌人的认证，当阿拉伯军队进入帕米尔高原时，唐朝的帝国性才得以确立。特朗普的制裁给华为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加冕礼，当太平洋板块开始碰撞时，一个商业帝国完成了它的奠基。

贸易战让华为完成了最后的战斗动员，打赢了，华为就是全球制霸的科技帝国；打输了，华为就只是一家成功的商业公司。

但华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自己要和世界保持怎样的关系？

据说罗马曾把迦太基的神庙和都城毁灭，在沃土上撒盐，不过在他们大部分征服中，罗马都不是靠短剑与长矛，而是罗马法配合着四通八达的道路，将地中海周围变成了行省，“条条大路通罗马”，把各色民族变成了罗马公民。

自晚清以来，中国就一直在讨论如何在学习西方那一套理论的同时，又保留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靠着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当真正诞生出华为这种全球统治的公司时，几乎没有类似历史的中国，无法为华为提供理论支持。

相比于技术领先后面前的艰难探索，华为在跟世界打交道这方面，才是真正地挺进了真空地带。

如果说技术是华为的第一个“无人区”，那么这就是华为第二个“无人区”。

华为想要讲的故事和普通的商业竞争有一些重要区别：30年来，中国一直向世界兜售“表层商品“，比如衣服、鞋子和手机电脑，如今华为开始向全球出售”深度技术“，深入公寓、工厂和通信基础设施的5G网络。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企业家做到这一点，哪怕他们本有机会去做这些。

贸易战开打后，华为一直在努力调和其全球抱负与中国价值观的关系，任正非也指示华为的公关部门强调华为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一致性，以求达成共识。

在采访中，任正非把5G技术比作高速公路，华为做的就是去全世界修筑信息的高速公路，至于上面跑什么车，不是华为决定的。

在墨西哥，华为对当地政府说，“你们的全国性宽带让我们来建，你们可以开展电子商务和金融业务，我们可以提供配套的物流和融资方案，让你们融入世界市场。”

但很显然，西方固有的成见、保护自己领先优势的私心，以及骨子里的那种对东方国家的不信任，让华为这些公关行为收效不大。

华为日前公布的三季报披露，公司实现了逆势增长，今年前9个月收入6108亿元，同比增长24.4%，前三季度全球手机出货量增长26%。但这种增长更像是中国消费者对华为的特别支持，代价是华为的竞争对手们都遭遇下滑：Oppo的出货量下降了18%，Vivo下降了19%，小米下降了20%。

但第二战场欧洲的战局，却仍然在艰难胶着。

任正非在采访中承认，由于无法使用谷歌的GMS服务，导致华为很可能在欧洲损失100亿美元收入，Mate 30系列手机率先在欧洲发布，余承东在发布会上说华为的手机芯片”干翻了苹果“，但这款手机至今未能在广阔的欧洲市场进行正式销售。

率领一个帝国应对强大的反击战，任正非肩上任务很重。

法国《观点》杂志问任正非是不是觉得自己成了世界的主人，任正非回答说[2]，“我就像兔子一样想找一个角落躲着，现在躲不了，不知如何办。”

帝国的远征从来都是荡气回肠，但前提是指挥官不能犯错误。

在世纪初通信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任正非接连作过三个错误判断：过早放弃CDMA、错失小灵通、拒绝做手机。2002年华为遇到负增长，也让任正非意识到不能让自己成为华为的瓶颈，促成了华为施行至今的轮值CEO制度。

但贸易战开打，美国人和中国人又一起把任正非推上了最高指挥官的位置，这打乱了任正非的计划，但又让他充满斗志：《经济学人》杂志问他，“中国有许多企业领导人退休太晚，以至于对企业发展不利，您会不会考虑更早一点退休？”任正非回答说：“我现在才思泉涌，再呆几天吧！”

好在华为已经拿下了第一阶段的胜利，5G基站正逐步摆脱美国生产的元器件，华为的手机也在朝着国产化的方向前进。但没人能保证动员的效果会持续多久：前段时间，在一次人事问题引发的内部讨论中，任正非批示，“战时时期不宜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波涛滚滚，改革要静水潜流。”

如何处理跟将士的关系，如何处理跟民众的关系，员工有不满怎么办，民众有不满怎么办，这都是一个商业帝国必须俯下身去解决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民意汹涌袭来，一家企业很容易从众星捧月，跌落至口诛笔伐，过程甚至会短到以“月”来计。

已经做了十几年国际化的联想，恐怕深有体会。

在中国经济体量时隔几百年重返全球第一的时刻，华为的问题也会是其他中国企业的问题，它们在未来的二十年将全面涌来。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没有一家公司完整的走过这样的一条全球治理的艰难之路，对内对外怎么走，二十四史里没有答案，黄老之术里没有答案，儒道哲学里也没有答案。

华为的答卷，也是一个急速崛起的国家热切需要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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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戈德曼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文扬，观察者网

[2]. 任正非万字采访实录，澎湃新闻，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