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棱君有话说:在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出任微软 CEO 的三年半的时间里,微软创造了超过 2500 亿美元的市值,位列全球第三。萨提亚究竟推行了怎样的管理模式,如何进行的微软文化重塑和战略转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请跟随丹棱君一起来听这背后的故事~】
微软的首席执行官,让微软放下内斗、恢复士气。创造了超越 2500 亿美元市值。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弄清楚什么对于微软是最重要的。
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的办公室,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微软雷德蒙德园区 34 号楼 5 层。办公室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台 84 英寸的 Surface Hub,和房间中大量的书籍——摆满了纳德拉桌边的十几个书架。
这里看起来更像是街角的书店,而不是全球市值排名第三的公司的 “指挥中心”。纳德拉用他一贯低调方式说:“有些书,我会随手翻开读几页,有些书,我从头读到尾。我不能生活在没有书的地方。”
纳德拉穿着棕色休闲鞋和彩色袜子,坐在绿松石点缀的椅子上,周围摆满了大部头的书籍,比如,Bionomics (《生态经济学》)和 How Will Capitalism End(《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 。不过他的口味是不拘一格的,在谈话的过程中,他提及了弗吉尼亚·伍尔芙 (Virginia Woolf,英国女作家) 关于疾病的文章,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 C.L.R. James 讨论板球的书。在解释微软的 Cortana 人工智能助手所带来的影响时,纳德拉避开了市场份额,反而引出了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如果奥赛罗 (Othello) 拥有 Cortana,那么他会认出 Iago 的真面目吗?”
2014 年 2 月,纳德拉成为微软首席执行官,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公司的高层们,阅读 Marshall B. Rosenberg 所写的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 A Language of Life(《非暴力沟通》)——关于情感与合作的书籍。这表明,纳德拉将采取不同于比尔·盖茨和鲍尔默的管理方式,将目标首先定为解决微软的内斗问题。(2011 年,程序员兼漫画家 Manu Cornet 曾在一组著名 IT 公司内部关系图中,戏谑地描绘了微软各部门相互对抗的关系。)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 (Brad Smith) 说:“这个清晰的迹象表明,萨提亚并不只是关注商业战略,还要重构公司文化。”
纳德拉接手时,微软并不被华尔街与硅谷看好。科技产业已经从台式电脑转向智能手机,从微软 Windows 转向苹果的 iPhone 和谷歌的 Android。(Windows Phone 的市场份额已经在 4% 以下)。苹果与谷歌的市场股价在不断飙升,微软的股价却停滞不前。尽管微软在鲍尔默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2000 - 2014),营收增长了 2 倍,利润也翻了一番。Jackdaw Research 分析师 JanDawson 表示:“微软毫无脱离商业轨道的风险,但能否保持优势是一个未知数。”
当鲍尔默宣布于 2013 年 8 月退休时,接替他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不是一份可以按部就班就能完成的简单工作。彭博社在关于寻找微软下一任首席执行官的标题中直接写道:“为什么你不想成为微软 CEO ?”
Mason Morfit 是对冲基金 ValueAct 的总裁和首席信息官,因投资了 20 亿美元买入微软股票,对新 CEO 的任命有一定话语权,他说:“我当时期待的是一位有些莽撞却能突破僵局的人,我个人更加倾向于一个微软外部的人。”其实,许多微软观察者们都是这么认为的。纳德拉在 1992 年加入微软,当时他才 25 岁。虽然后来他已经负责微软云业务,但看好他的人寥寥无几。(“毫无疑问我是个‘局内人’,”纳德拉调侃道,“但我以此为傲!我是微软的一部分。”)当纳德拉的名字被宣布时,一些评论家称之为 “微软的倒退”。
之后,纳德拉不仅恢复了微软的地位,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创造了超过 2500 亿美元的市值,大幅超过了同期 Uber、Airbnb、Netflix、Spotify、Snapchat 以及 WeWork 等公司的市值增速。事实上,微软公司的市值,比这些所有公司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只有少数几位首席执行官如贝佐斯(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库克(苹果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Facebook 创始人),能够取得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微软的股价不仅回到了互联网泡沫之前的最高点,还创造了新的记录。“纳德拉的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Morfit 说,他现在是微软董事会的一员:“我希望能说我一开始就看到发展趋势,但这显然不太诚实。”
对于扭转局面的想法正是源自他让高管们读的那本书,以及从中汲取的文化养分。他激励了微软 12.4 万名员工,接受他称为的 “学习一切” 的好奇心(这与微软过去的“无所不知”倾向正好相对),这也激励了开发者、客户和投资者以更新、更现代化的方式参与公司业务。企业的软实力,这种纳德拉十分强调、在过去却为主流商界所嘲笑的东西,恰恰是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市场中,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所在。
“当时的微软 CEO 候选人名单很长。” Box 的首席执行官 Aaron Levie 说,作为初创企业,他们曾在微软的广告牌上抨击微软,但现在与微软在不同领域都有合作。“纳德拉所创造的文化转型的规模,并没有太多可供遵循的案例。”
周五上午 8 点,这个时间也意味着微软的高级领导团队(SLT)的成员们正聚集在纳德拉的办公室旁的一个董事会会议室开会。大家围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周围,桌上排着一溜 Surface 。纳德拉穿着一件黑色的微软人工智能学校的 T 恤,坐在桌子中间的位置,装了一盘葡萄和菠萝块。
会议从一个固定的议程开始,这是由纳德拉所制定,叫做 “了不起的研究员”,在这个环节将会展示一些公司内部鼓舞人心的事件。6 月下旬的某一天,微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团队的工程师们通过视频会议展示了一款为视觉障碍者设计的有声阅读应用。在如这样振奋人心的开场之后,每周的例会有可能会长达 7 个小时。这个高管周会由鲍尔默在 CEO 交接期间设立,现在已成为纳德拉倡导团队协作的标志之一。会上,他积极地征求意见,并且给大家提供反馈。当十分赞同某个观点时,他会直接用牙齿咬住咖啡纸杯,以便用手势表达赞同。
这种轻松的会议氛围与过去合作即意味着要尽可能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有很大不同。史密斯总裁说:“过去,我们必须精心准备每场会议,这没什么不对,但这意味着开会之前自己就有了答案,开会讨论是测试你的答案正确与否。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都非常善用这种办法梳理需要深入讨论的内容。”
当我询问纳德拉他自己与前任 CEO 相处的情形时,他直言到:“比尔不是那种走进你办公室,然后说‘嘿干的真好!’的人。”他的风格通常是:“让我来告诉你今天做错了哪 20 件事情。” 纳德拉补充道,其实鲍尔默也是类似的。他边笑边描绘,强调这种直率“令人耳目一新”。(出任 CEO 后,纳德拉甚至要求继续担任技术顾问的盖茨增加给产品团队的反馈时间。)
纳德拉的做法则比较温和,他相信人类具有同理心,这点至关重要。不论是为了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还是为了做出引起客户产生共鸣的产品。“你得能说得出,‘这个人是哪儿来的’?”,纳德拉说,“‘什么影响了他们的选择?’,‘什么影响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技术因素还是非技术因素’?”。
他的哲学源自于他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1996 年,他的第一个孩子 Zain 出生时,患有严重的脑瘫,这改变了纳德拉与妻子 Anu 无忧无虑的生活。开始的两三年里,纳德拉一直非常伤感。随后,作为建筑设计师的妻子 Anu 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职照顾 Zain 。而纳德拉也变了,他回忆到:“为了 Zain,我意识到必须设身处地地做每件事。”纳德拉说这就是感同身受、情感共鸣。“这些构成了今天的我……我清晰的记得在这前后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不是说我曾经狭隘或是自私,但确实缺少一些东西。”
“现在的 Zain 就是我生活中的欢乐之源。”纳德拉说现在自己不断从儿子那里获得灵感,今年八月 Zain 21 岁了。“当我想到他经历的所有挑战时,我就对发生在周围的事情,有了全新的思考角度。每当我走近他,他都会朝我微笑,这造就了我的每一天,也造就了我的人生。”
与 Zain 的生活,说明了纳德拉重视企业责任的缘由,他要求微软的工作环境和产品都要照顾到残障人士的需求。成为微软首席执行官之前,他就是公司里残疾员工社区的主席。直到现在,每个季度他都会和这个团体开会,并在年会上发言,2017 年的年会共吸引了 850 名参会者。“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学习者和倾听者,但在需要他的时候他又非常果断,”首席无障碍官 Jenny Lay-Flurrie 介绍说,“他总能把事情推向协作共赢。”
在印度海德巴拉长大的纳德拉,青少年时期就热衷于电脑和板球。15 岁的时候,父母从曼谷给他买了一台电脑。21 岁生日那天,纳德拉来到的美国威尔逊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毕业后,在 Sun Microsystems 工作了几年,随后加入微软。二十世纪 90 年代,正值微软的繁荣时期,纳德拉的职位稳步上升。他说:“ ‘下一份工作会更好’是一个陷阱。如果你想着‘现在这份工作就是我最想要的’,那生活会变得简单明了很多。”
过去主管微软商业解决方案团队,现任北达科他州州长的 Doug Burgum 回忆说,“杰夫·贝佐斯早年试图邀请纳德拉加入亚马逊,我的工作就是把他留在微软。”尽管亚马逊当时已开始业务扩张,但 Burgum 说服纳德拉在微软的机会比亚马逊要多,“虽然我当时对亚马逊界定不准确,但我说服纳德拉这件事可是非常正确的。”
Burgum 曾将纳德拉视作自己的继任者培养,在 2007 年 Burgum 最后一次主持的微软客户大会上,他在千上万名的观众面前,隆重介绍纳德拉为下一个主题演讲者。但大会结束后不久,鲍尔默就进行了人员调整,让纳德拉去负责另一个更能发挥他价值的 Windows Live Search 工程团队——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必应”。
搜索部门,毫无疑问,并非是一个比商业解决方案更好的机会,直接关系到盈亏。“鲍尔默当时的意思很明确,”纳德拉回忆说,当时感觉自己无法拒绝这项职位,“他只是说,‘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对你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希望你能做到。好好想想再做决定。顺便说一下,如果失败了,也没有退路。我不会过来救你,把你调回到原来岗位。’”
在搜索领域,微软面对谷歌的竞争是极度不利的。为了竞争,微软不得不选择一种更加宽松的工作方式,一改以往微软的强硬作风。“我记得必应的大部分高管都拿着 iPad 参加会议,”Mark Johnson 回忆说,他所在的初创团队被微软收购后曾在微软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是数据提供商 Descartes 的 CEO,“这在当时被认为非常时髦,同时也是反抗微软机器的象征。”
纳德拉在运营 Bing 业务时,不断琢磨微软之外的企业的运营模式。比如 Netflix 首席执行官、微软董事会成员 Reed Hastings 就曾邀请纳德拉参加 Netflix 的会议,纳德拉陆续旁听了一年。“我学到了许多”,他回忆说,“我觉得在微软成长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是,我几乎再也没接触过其他的公司。”
掌管微软 Azure 之后 (Azure 来自微软网络工具给部门,其直接竞争对手就是亚马逊的 AWS),纳德拉不再有空去 Netflix “游历”,但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被提拔为 CEO 的重要筹码。ValueAct 的 Morfit 回忆说,纳德拉曾经告诉他,“Netflix会根据新数据做出快速转变,比起官僚化的微软有意思很多。”
微软将纳德拉任命后的首次露面看作是一个对外重塑微软形象的机会。在鲍尔默时代,“出席微软的活动,你总能看到巨大的微软标志、炫目的灯光和喧闹的音乐”,负责微软公司形象的 Steve Clayton 说,“我们觉得首次亮相的活动应该展现纳德拉的特点,过去的形式绝不是他的个人风格。”
上任八周后,纳德拉首次以微软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低调地参加的了在旧金山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在没有任何介绍的情况下,他就大步走出来,身着黑色便装、戴着黑框眼镜,热情却又温和,与鲍尔默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随后纳德拉引用了 T.S. 艾略特的话阐释微软的目标:“我们永远都不能停止探索,如果我们的探索有终点,那也会是下一次探索的开端,去首次认识未知的所在。”
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纳德拉宣布了为苹果 iPad 打造的第一版 Office 软件套装。对微软来说,这是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尽管这套软件在他掌舵很久之前已经在开发了。“我们不会说‘只用这台设备’”,纳德拉在谈到微软 Surface 平板电脑和其他 Windows 设备时说。微软长期以来一直在控制其生态系统,但在为 Windows 打造更适合的触屏版 Office 文件之前,先在苹果设备上推出——这意味着微软正在向新方向发力。
“纳德拉正将微软带入‘具有当下特色的’更加开放和更加融合的计算环境。”作为上个世纪 90 年代微软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纳德拉入职的第一家公司 Sun Microsystems 的联合创始人及前 CEO ScottMcNealy 评价道:“纳德拉正把微软带向(今天)这个开放而整合的计算机环境,堪比外交方式 。”
2014 年,纳德拉从高通聘请来 Peggy Johnson 时这也印证了一点。作为业务拓展执行副总裁,她的工作就是加强微软与硅谷之间的联系,并且与其一直视作竞争对手的公司达成交易,比如 Box、Dropbox 。“纳德拉会定期访问硅谷,这对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Johnson 说:“他常让我更多了解雷德蒙德以外的世界。”今天,一些初创公司已经选择微软 Azure 而不是亚马逊 AWS 。最近一季财报显示 Azure 的收入增长了 93% 。
纳德拉还更新了微软的“使命宣言”。在比尔·盖茨时代,公司使命是“让每个办公桌和每个家庭上的 PC 都在运行微软的软件”, 纳德拉提出了一个更现代化的版本:“予力全球每一人、每一个组织成就不凡。”此后,纳德拉就开始带领微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微软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新潮就做什么,然后通常不成功。(例如 Zune 音乐播放器,已经成了失败的代名词。)相反,纳德拉将资源向战略领域倾斜(比如 Surface、HoloLens),并削减了影响力较小的项目,比如微软手环(Microsoft Band)。在纳德拉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之前,他第一次看到微软的最高机密 HoloLens 。微软混合现实业务主管 Alex Kipman 说:“他是我见过从 ‘我不明白’ 到 ‘这才是未来计算’ 这一过程中反应最快的人,而且他也是一直以来最为坚定的支持者。”
纳德拉将鲍尔默 70 亿美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的帐务一笔勾销,启动超过 20000 人的裁员,默认 Windows 在移动时代都不再去追赶 iPhone 和 Android 。公司不再一如既往的坚守 Windows,现在微软已经发布了超过 100 款 iOS 应用,甚至拥抱 Windows 的对手开源系统 Linux 。微软已经加入了 Linux 基金会,过去在 Linux 被鲍尔默称之为 “癌症”。
之后,纳德拉以 260 亿美元收购 LinkedIn,微软投资者们为此不吝掌声。 LinkedIn 5 亿专业用户,加上 Office 365 的 8500 万用户相结合,为微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可以从中获得商业洞察。可以说其价值不亚于 Facebook 的社交网络和 Google 的搜索引擎。今年 1 月,微软还收购了蒙特利尔一家名为 Maluuba 的创业公司,其技术就是用来实现 LinkedIn 数据洞察。微软执行副总裁,人工智能和基础研究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说:“我们为独特的微软人工智能激动万分。”
纳德拉并没有因为这些成就而改变自我。他曾这样向我描述自己在 CEO 选拔过程中作为黑马的优势,“当所有人都在向你表示祝贺的时候,恰恰是你应该最谨小慎微的时候。”
纳德拉的管理之道深受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ol Dweck 的 Mindset (《心态》)的影响,书中概述了两种思维方式:意志型思维方式的人,僵化的人们倾向使用已经掌握的技能做事,为避免失败的尴尬而拒绝试新;成长型思维方式的人,会在所有的挑战中努力学习和成长。
纳德拉妻子 Anu(家中真正的阅读者)在他成为微软 CEO 前几年就推荐他读这本书。他们认为,这本书对于父母非常有指导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纳德拉将这样的理念应用于微软,但曾经,这家公司的管理哲学稳定无比。Creative Strategies 分析师 Carolina Milanesi 说:“一切都要围绕着 Windows,上帝禁止我们在其他平台上表现出色。”
出任首席执行官之后,纳德拉在制定微软新宣言时,咨询了 Carol Dweck,并从她的著作中获得灵感。纳德拉说:“我们需要一种能让我们持续学习和不断尝试的文化。” 在 Dweck 看来,微软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大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并称赞纳德拉带头树立了榜样。她说:“我们看到很多领导人都在宣扬成长型思维,但并不会真正付诸实施。理解并执行并不容易,特别是对在崇拜自然力量的科学家文化中。”
纳德拉承认,部分微软管理人员,混淆了意志型与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并将其视不可改变的人格特质而不是行为特征。他说在管理的过程中,他的同事甚至试图将员工分为两大类。但他相信,人们大多能正确理解。“在微软,人们思维模式的形成和改变是因为他们要成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和更好的同事。”
纳德拉补充道,向所有员工推广成长型心态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包括“当有人犯错时,为他们提供保护”。2016 年 3 月,微软未来社交体验实验室(FUSE)发布了一款经过训练能够与 18 - 24 岁美国女性角色交谈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Tay 。
但在 Twitter 上,人们发现可以训练和诱导 Tay 的对话,教会它大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它负面言论。这是微软的失职,微软并未考虑到社交网络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聊天机器人 Tay 则会把她与人们谈话的内容直接反应出来。在这一天里,Twitter 上不断有人训练机器人 Tay,而这些负面言论一共推送了 96000 次,让微软人工智能的公开实验,成了一场负面闹剧。微软未来社交体验实验室的负责人 Lili Cheng 说:“当天早上是美妙的,但是到了晚上,事情却有些不妙。”
“萨提亚真的是太好了。” Cheng 补充道,并且微笑着回忆纳德拉当时的反应。他专门写了一封邮件,鼓励 Tay 的开发者们:“继续前行,请记住我与你们同在。”去年 12 月,微软推出了名为 Zo 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虽然和 Tay 类似,但在防钓鱼机制上做得更好。(她能够在 Facebook Messenger 和 Kik 上使用,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在 Twitter 上出街。)
当然,身为首席执行官在任职期间也经历了深刻的教训,而且这个教训在任期的第八个月就发生了。在受邀参加女性计算科学系列会议的庆典时,纳德拉在问答环节,向现场的女性观众说到,在技术行业女性不需要主动要求加薪,要相信这套体制会为她们提供合适的薪酬。随之而来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参会者们纷纷表示自己的抗议。
纳德拉很快的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在第二天进行了公开道歉。“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完全错误的。” 纳德拉在他给微软员工的邮件中写道。今天,他把当时自己在台上的言论称之为:“特权阶层的废话。”
纳德拉不仅承认错误,还探索了自己为何会有偏见,并且推动整个团队。微软前全球销售首席运营官 Kathleen Hogan 说,这次情况不仅没有让大家对纳德拉失去信心,反而让我更加信任他。“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他承担了一切,并对全公司说,我们要学习,我们会变得更聪明。”
对于纳德拉而言,这是一次罕见的公众事件,但对于微软,却得以变得更加强大。在微软的这段时间里,一位老员工告诉我,公司加强了内部沟通,鼓励员工尊重多样性,消除无意间的偏见。纳德拉为公司树立了榜样: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可以学着做的更好。
纳德拉和 Hogan 在通过各种形式改变微软固有的思维方式,以全球办公楼的宣传墙的格言为代表(诸如:“为 74 亿人设计产品和为一个人设计产品” 和 “从一扇窗看世界比对着镜子看世界更好”) 其他关于同理心、包容性和可用性的标语如复活节彩蛋藏在园区的各个角落。食堂纸巾架上的文字鼓励员工成为“终生学习者”,电梯门上贴着“倾听”的中文标志,一些户外的树上挂着计算机科学协作教学项目的推广标语。
咖啡盒也成了尝试的一部分,当员工将印有甘地的头像和鼓舞人心的话语的咖啡盒扔入垃圾箱时,心里多少会有一些焦虑。
你或许会疑惑,在一个拥有超过 12 万名员工的公司里,而且其中很多人已效力微软多年,这些标识能够改变多少行为?纳德拉认为,这种努力并不是想要重新教育,而是试图激发他们的同理心。“这只是唤醒人们一种表达而已。”他说。
现在,微软员工表达这种同理心的地方之一是年度骇客马拉松,纳德拉将其纳入名为“OneWeek”的大型活动周,代替了鲍尔默时期在体育场充满员工欢呼声的年度会议。连续举办四年,目前,骇客马拉松吸引了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以色列等国家的 1.8 万名参与者。
拜访了纳德拉在 34 号楼的办公室后,我穿过微软园区,观摩骇客马拉松的现场。这是一个橄榄球场,搭建了两个巨型帐篷,聚集着两千多位参与者,有员工、客户、非营利组织的客人和学生,他们正围绕着一个个折叠桌,为自己热衷的项目全力以赴。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努力引入全新的尖端技术,我在虚拟现实头戴显示设备中体验了肯尼亚农村的生活,也有团队在努力让 Windows 的设置更加简单,以便有视听障碍的人士能更快找到并调用系统中的辅助功能,他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进入代号为 “Redstone4” 的下一个 Windows 版本更新。
起初,这个项目让有些人觉得太简单了,并不值得一试。但当 30 多位开发者、产品经理、研究员和营销人员加入后,在全球赢得了数百万人的支持。“我们有激情,但不是并不是无脑的狂热,”一位团队成员解释道,“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纳德拉就曾经做过。”
如果在 YouTube 上搜索,你会发现一段 1993 年微软发布的名为 “DevCast” 的视频,通过卫星信号向分发给开发者。纳德拉当时还是年轻的技术营销经理,在公司工作一年多,他在这段视频的 1 小时 45 分钟的时候出境,那时候他有着浓密的黑发和明显的口音。对比现在,能看出今天的他,经过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得以充满自信。
在今年五月的微软开发者大会上,纳德拉分享了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演讲的开始部分,屏幕上闪现了 George Orwell 的 1984 和 Aldous Huxley 的 Brave New World(《美丽新世界》),表示技术同样也存在黑暗面的可能性。坐在观众席上的我,试图设想这是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或者谷歌的 Sunder Pichai 在台上进行演讲,很可惜失败了,这是纳德拉独有的魅力。
主题演讲之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州会议中心的后台,我问纳德拉为何会提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我们行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科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身体稍稍前倾,他冷静地说,“我们公司的本质就是创造技术,让其他人能够创造更多的技术。因此让更多人能够使用技术,这点非常重要。”
在政治领域,纳德拉对微软和全球社会的责任感也逐渐展现。今年 1 月,当总统特朗普签署移民令时,微软将其称之为“误入歧途,是一个根本性的倒退”,纳德拉本人则以自己作为移民身份来批评这一做法:“在任何社会,都不应该有偏见或偏执。”
今年 6 月,纳德拉来到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总统女婿 Jared Kushner 和前微软首席财务官 Chris Liddell 主持,探讨如何使政府服务现代化。纳德拉与蒂姆·库克、杰夫·贝佐斯和其他人在白宫国宴厅与特朗普会面,并参加了小组讨论。
四天后,我来到华盛顿州纳德拉的办公室,告诉他,我和编辑们都对一张会议照片中他的表情感到困惑。照片中的他坐在特朗普的左边,低着头。我们很想知道,当时他在想什么?他很快的就回复给我一个声明式的回答,表达了他们在促成美国技术委员会,以及对特朗普保持中立的态度。他说:“对于我们而言,与政府的沟通十分重要,我也乐于参与其中。但坦率的说,这不只是简单的国家之间或者政党之间的竞争,而是关乎美国的竞争力,我很高兴能够看到政府能够关注到这一层面。”
大多数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愿意在政府面前出头。尽管有业内人士认为,类似纳德拉的杰出移民尤其有责任表达观点,特别是针对前白宫首席战略家 Steve Bannon 的言论,他在 2015 年电台采访中表示对硅谷科技公司里的南亚和亚裔高管数量过多的担忧。“Steve Bannon 说我们不应该拥有美籍印度人担任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我只能说,对不起你错的一塌糊涂。”Fog Creek Software 首席执行官 Anil Dash 说。
在纳德拉的新书 Hit Refrsh 中,纳德拉回顾了过去的历程,展望了技术的未来,并且似乎间接回应了 Bannon,他在书中写道:“即使某些掌权者评论科技界里的亚裔首席执行官太多,我还是选择忽视他们的无知。”他补充说,这些将有可能影响自己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对种族歧视的思考。然而对他个人而言:“我不是被选举出来的,”他告诉我,“因此我不想像民选授权政府一样行事 。”
在微软,纳德拉拥有这样的权利。在今年 8 月的“白人至上”的骚乱中,纳德拉通过他的方式表达了关于国家领导力的看法。在暴力和种族主义活动爆发后,他在给高级工作人员和直接下属的邮件中,分享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这样写道,“这段时间里,只有两件事是对我来说真正重要。首先是坚持我们永恒的价值观,包括多元化和包容性。其次,对周围的伤害保持同理心。在微软,我们努力寻找不同,赞颂他们并欢迎他们的加入……成长型思维方式要求我们真正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感受。我们必须共同拥抱我们共同的人性,并创造一个充满尊重、同理心和机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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