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微软在中国挖了一条河

1998年夏天，李开复最初来到北京开始组建研究院的时候，带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微软要在6年内投资8000万美元，寻找到100个最杰出的研究人员。

推动这一决定的”上峰命令“，可以追溯到时任微软公司CEO的比尔 盖茨。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95年比尔盖茨新婚，带着妻子来到中国度蜜月，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机会。他也走访了大学，看到中国有这么多聪明的学生，学生们又都愿意做高科技、科学、工程这方面的东西。当年盖茨提出，微软的研究院要继续扩充，目标之一在中国。

微软在1975年成立，16年之后决定启动微软研究机构。首家研究院于1991年成立于微软在雷德蒙德（Redmond）的总部园区，第二家微软英国剑桥研究院于1997年成立。

而推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另一关键人物是时任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凌大任也来到中国对北京、上海的大学进行了访问，跟很多学生和老师做了深入的交流，盛赞中国学生的聪慧和对知识的渴求。

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日后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也是微软的第三家研究院，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那时，人们生活的环境和今天完全不同。录像机刚刚普及，“数字媒介”是一个陌生感很强的词汇，人们习惯把事情写在台历上，例如在某一天约了什么人在哪儿见面，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送孩子出门上学之后，人们会顺便从街边的早点铺带回油条和豆浆，然后一边吃早点，一边从收音机里了解世界的动态。“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卧室里唯一的数字产品可能只有一台数字显示的小闹钟。”微软全球高级副总裁沈向洋回忆到。

1998年的秋天，中国正值改革开放20周年。人们一边欢喜总结着过去20年的成就，同时又在展望未来如何向世界开放——尤其是如何和这些大公司们进行互动。

时任微软研究院研究员的洪小文从微软美国雷德蒙德飞到了中国北京，这一天是1998年11月5日，他此行的目的是来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活动。

11月的北京秋风萧瑟，午后的阳光映着红林，在离北京长安大街、北京火车站不远的国际俱乐部内（现北京瑞吉酒店），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典礼就在此举行。

这一天宾客满堂。根据当时活动上的“来宾签到簿”记载，这一天来者约300人，均为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员、7位所长、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高级工程师和一个总裁，还有29个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

洪小文在跟（公众号：wepingwest）回应当天的情况时，仍记忆犹新。他当天专程从美国飞到中国来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活动，背着一个计算机顶尖视觉设备到中国来展示，活动当天他还帮助北京团队面试了研究员。当时亚洲研究院就没几个员工，“就李开复一个人在这边，我们都是来帮助他的，沈向洋算是李开复招的第一个研究员。”

有一张成立当天拍摄的照片广为流传，在照片中，后面是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背板，而画面中两排共计15个人。在画面中有微软研究院的创始人、时任微软高级副总裁的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有时任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的凌大任，有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据记载，在当日新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内，它的全部成员其实不过6人。

李开复担心宾客与微软员工不对等的问题，他特意从美国雷德蒙微软总部请来若干高级管理与研究人员助阵，其中就包括微软美国研究院的华人学者黄学东、洪小文、沈向洋和刘自成。

成立的当天，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合作伙伴与媒体济济一堂。来到活动现场支持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中国最高官员是科技部部长，她大赞微软中国开办研究院“提供了开放的环境”，而听说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也曾专程去信息产业部拜访，但信息产业部部长还是没有来到现场。

“我们不能等待人才找上门来，我们应求贤若渴，三顾茅庐，” 李开复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典礼上说。而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初衷，强调的是“汇聚中国本地的优秀人才和微软公司自己的专业人才，汇集其思想”。他特别提到，这个机构“只花钱不赚钱。”

时任微软高级副总裁的里克雷斯特补充说：“这个研究院将只进行基础性研究，并不做产品开发，科研工作方式是开放性的。”李开复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将支持中国政府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的举措，帮助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防止人才外流。”

媒体们听到这句话，于是当时就有了个比喻是“微软中国不光卖产品，还要买人。”

早在1991年，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创立微软研究院的时候，就提出了他对于人工智能的愿望——让计算机能听会讲，能看会想，还能理解人类。同一年，沈向洋刚刚考进美国计算机专业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 师从著名计算机专家拉吉·瑞迪（Raj Reddy）教授，研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业。

1996年，沈向洋作为研究员加入微软研究院，从事计算机视觉研究。那时正值人工智能的“寒冬期”——现实世界中的基础性研究枯燥乏味、进展缓慢，与之前人们所想象的“未来科技”相去甚远，行业内悲观失望的情绪，让当时的很多投资人和研究机构都对人工智能研究避之唯恐不及。

但对沈向洋自己而言，加入微软研究院，却是一种幸运，让他有机会与世界顶尖的天才为伍。“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刚到微软研究院的那个星期，我发现自己离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传奇人物Jim Blinn只隔着4个办公室，我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迫不及待地抓起电话，语无伦次地把这个发现骄傲地分享给了我的太太。”

沈向洋1996年加入微软研究院，1999年回到北京参与创立微软亚洲研究院，并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计算组主任研究员，高级研究员。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1998年还是个很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亚马逊开始搭建基于人工智能推荐算法的导购系统，苹果乔布斯已经在开发original iMac，并开始提倡苹果的简洁设计；那一年，Google成立。在中国，腾讯那一年诞生。

就算是放在全球任一国家，在那个时间段，成立一家计算机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都是创新性的、略带风险性的，更别提是在中国，更别提是“只花钱不赚钱”。

洪小文在向描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当天的情景时，用了“仓促成军”这个词，而沈向洋回忆到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份儿工作，是为新公司挑选地板颜色。

沈向洋提到：通常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是先建立销售团队、产品本地化团队，再部署产品开发团队，最后是研究团队。但微软走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先有研究、再到产品开发、技术及团队孵化。

洪小文对回忆：，“当时微软中国销售部门，和我们所谓现在的R&D（研发，Research &Develop），当时也没有D，办公室有一个小的团队在做本地化的工作。所以我们是历史上可能仅有的跨国公司，不要说跨国公司，全世界的公司一定先做产品，然后有销售部门。”

他们愿意把微软公司分为三个主要部门。销售部门，卖今天的产品，赚今天的钱；产品部门，做未来的产品，要赚明天的钱；而研究部门就是为未来技术做储备，不做产品，所以，要赚后天的钱。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中国显然不是按照这个顺序走的。

“如果今天的钱和明天的钱还没有赚到，所以不可能去赚后天的钱。所以，没有一个公司是先做R的，一般跨国公司，包括你说今天BAT到海外去，第一个是先去搞销售，能够赚钱，再看看能不能做当地开发的一些产品，然后才会放一个研究院在那边。”

这种做法不光得到了微软总部的认可，似乎还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90年代的微软的企业形象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受欢迎，就连比尔盖茨也在全世界遭受到不少“坏名声”。“Windows 95”发布以来，微软的形象一度变成了“商业手段霸道”、“技术创新少”。在不少公开报道中，微软被描述成一个“罪恶的帝国”，攻击者认为微软的成功根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是追随了别人的发明。还说，微软的战略中“暗藏着一种恶魔似的企图”。

相反，那个时期微软在中国的企业形象则相对缓和的多，在那个时候，比尔盖茨在中国大学演讲里收获的更多是“英雄”般的形象。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后，比尔盖茨已经在自豪的和很多微软美国高管说，“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多媒体方面的研究专家。”

2003年，比尔盖茨已经习惯于把一些强烈赞扬的词汇用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这群中国青年身上，像获得了意外的收获：“绝妙”、“完美无瑕”、“杰出的人才”脱口而出，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正是来自于中国校园。

比尔盖茨后来对洪小文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盖茨说，“中国占了全世界1/4人口，对于未来的发展中国应该要负担至少1/4的创新，这样全世界也会更好。”

对于微软来说，微软亚洲研究院能够获得国际认可，主要还是靠研究实力。

洪小文在一篇自述稿件中提到，2000年，沈向洋博士领导的小组在计算机科研领域最富盛名的国际图形学年会SIGGRAPH上发表了重要论文，随后又相继在计算机科学的不同领域实现了系列突破，成绩可喜。2005年，SIGGRAPH收录了9篇来自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论文。

2005年，SIGGRAPH大会上的论文微软已经占了10%，10篇里面有1篇都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出来的。

在洪小文看来，微软亚洲研究院历史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技术节点。洪小文2004年来中国，看到的更多是搜索。

2007年-2011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起来的是跟搜索、数据挖掘有关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始做很多搜索的一些工作，研究员得打第一炮。

2007年到2011年连续五年，在搜索最红的时候，也是跟Google打的最火热的时候，微软在世界第一流搜索最顶尖的学术会议上每一年都占10%。2005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了第一个搜索技术中心。而2007年，也正是因为搜索技术做得太好，沈向洋调任搜索研发部门，重回微软美国，离开微软亚洲研究院。

2009年到2013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开始做系统跟Network。“系统跟网络通常报道的少，因为它是属于后台的技术，很难演示，每一个你们现在看到了不起的，不管是社交网络，搜索，云，后面都是靠系统跟网络支撑的。”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主动探索。洪小文回忆说，“我们做AI至少从1991年到现在也算有二十几年了。”

如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工作已经实现了技术转移。沈向洋提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五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点领域：互联网和搜索、网络和系统、机器学习和智能、语音和语言、视觉和图形。

而从桌面PC时代的Windows、Office、Xbox游戏平台，到“智能云、智能边缘计算”时代的Microsoft Azure、Microsoft 365、人工智能服务及工具、必应搜索、Hololens混合现实平台，无不包含着来自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完美技术和创新智慧。

每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周年庆，都会流出一张微软亚洲研究院英雄谱，放出耀眼的光芒。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都能看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的影子。

马维英，2001年4月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信息检索、互联网搜索技术、移动信息浏览等方面技术的研究。2017年，辞去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职务，现任今日头条副总裁，负责今日头条人工智能实验室。

汤晓鸥，2005年至2008年期间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担任视觉计算组负责人。2014年以创始人身份创办商汤科技，其学生徐立、杨帆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出身，他们出任商汤联合创始人。而目前商汤科技整体估值超60亿美元。

就连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几任院长——第一任李开复，离开微软后加入Google，留下的是中国互联网圈不可忘却的一笔，现在是创新工场CEO；第二任张亚勤，加盟百度出任总裁，建立了百度公司的技术体系和国际化业务；第三任沈向洋，1996年从微软雷德蒙德的研究员，经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一路擢升至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人们常问，微软亚洲研究院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是什么在驱动微软亚洲研究院提供人才？它内部存在什么样的文化？

“微软亚洲研究院坚持了最高的学术研究标准，（当时）国内的大学一般都做不到。”地平线CEO余凯告诉。余凯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后加入百度创办了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开创了百度的学术研究体系。

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帆告诉，微软亚洲研究院出现的时间点，也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新技术，对企业如何用技术创新加速企业的发展，有迫切的需求但缺乏方法论指导的年代——“所以它能够集结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一批科研人才，能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展现这样一个优秀的结果。而在今天，当中国的整个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走入这么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的时候，它这么多年所孵化和沉淀人才，就在这个过程中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

杨帆提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身的目标也是做十年后的技术，未来的事情，眼光更长远。虽然也有很多企业在倡导技术优先，但更多讲的还是最近两三年，能够快速落地、实践，能快速产生价值的技术。它同时和全世界的顶尖科研群体也有大量无缝交流，相对而言，这样的环境导致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人在技术上具备更好地把握预判中期发展趋势乃至终局的能力，而这种终局思维和时间点判断预见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一直保持开放性”是他们的秘密武器——20年前，在中国，由企业开设研究院本身就是新鲜事，特别是20年前的中国，微软亚洲研究院不但打造出了开放的研究环境，并且还将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我们从研究院第一年开始就在坚持开放的研究氛围，不断地邀请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计算机科学家，其中有很多的图灵奖获得者，包括John Hopcroft教授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宣传交流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果的想法。在当时，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微软亚洲研究院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沈向洋说。

同时，微软公司从CEO开始都对研究抱有极高的信任，对于做科研怀有极大的决心。盖茨以后，从鲍尔默到萨提亚，微软对研究一直不断加大投入。

最让我们好奇的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铸就的其实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驱动成员创新，而它已经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思维，它如今已经和众多研究机构，和产业界联系在一起。

自2002年起，微软便通过与中国教育部合作的“长城计划”，以微软亚洲研究院为平台，共同探索中国计算机领域高端人才的培养。过去20年间，清华大学有200多位校友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有1300多名清华学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现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8位副院长中有3位副院长是清华大学的校友。微软亚洲研究院还孵化出了多个工程院，推动微软产品的开发和落地。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生总数往往比研究员还多。在研究院会呆上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毕业后他们走向广大的世界，去不同的企业机构和工作岗位，发挥出更广泛的辐射效应。

沈向洋还提到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科研文化。科研文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质疑过去，不断创新。前人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质疑过去的精神。“毕竟，并不是说有了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研究院多年来一直坚持到今天，也是靠着这种挑战前人的精神。”

如今，人们已经习惯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称作是中国互联网的“黄埔军校”，而硬币反面的含义也非常明显——“出走”。

此前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如今已经进入到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位科学家对提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纯学术机构，更像是一所大学。而这里（达摩院）做研究可以有很多商业思维，更能转化成产品。”

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走向工业界，杨帆的感受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对这种变化是非常积极去看待的。微软也在2016年成立了院友会，目的是为了与院友们保持沟通合作，并且为院友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今天，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院友已逾7000名，遍布世界各地，活跃在科技创新各领域，成为引领人工智能、云和大数据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其中，200多位院友在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校执教；25位院友是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计算机协会（ACM）或美国人工智能学会（AAAI）会员；25位院友入选中国“千人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超过15位院友在500强企业和中国互联网企业如阿里、百度、小米、今日头条、海尔、联想担任总裁或CTO；众多院友投身双创大潮，成为如商汤、旷视、依图等独角兽公司的创始人或技术领导者。

沈向洋提到，我们会从管理和文化的角度，尽最大的可能赋予研究院以更大的"磁性"，使之能够对人才发挥更大的吸引力。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我们会确保环境自由，鼓励跨界交流，合理评估绩效，倡导多元与包容，确保研究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追随自己的理想去选择研究方向。

在学术界，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标签符号，但它又像是一个精神归属。微软亚洲研究院或许也成了一些机构引入中国人才的学习样本。而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走出来的学生，也像是几任院长那样，走出了不同的路——有的走进了大学成为教授，有的留在微软，又或“出走”成为了中国创新的重要力量，但他们之于微软而言，是一种荣耀。

我们所谓的“出走”，洪小文更愿意说“聚作一团火，散作满天星”。而沈向洋更想说“水是流动的，流动的水才是活水。”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微软亚洲研究院20周年，回望过去，人才是沃土，改革开放成了“开闸放水”。1998年，微软在中国挖下的这条河，水依然在流动。

（本报道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报道）

参考资料：《追随智慧》凌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