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重回巅峰：纳德拉是如何扭转局面的？
当纳德拉被宣布成为微软CEO时，一些评论家将这个选择形容为“退路”。从那时起，纳德拉不仅恢复了微软在业界的地位;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微软的股价不仅回到、甚至超过了他们在互联网早期时候的最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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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的办公室在位于华盛顿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34号楼的第5层，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占据一面墙的84英寸触摸屏电脑，非常引人注目。但更为吸引人眼球的是房间里的海量书籍。一排排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纳德拉办公桌旁边的一张长桌上也堆满了书籍。
这个办公室看起来更像一个社区书店，而不是这个全世界市值排名第三的公司的指挥中心。
纳德拉用他一贯轻描淡写的语气说到：“我都是这本书看几页，那本书看几页。当然，有那么几本书我是从头读到尾的。但没有书，我就活不下去了。”
他坐在一张绿松石椅上，穿着一双棕色的休闲鞋，袜子是五颜六色的。堆在他周围的书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巨著，比如《生物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但他并不是只限定于看某一类书籍。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篇关于疾病的文章;还提到了特立尼达的作家C.L.R.詹姆斯写的一篇对板球运动的文学评论。当他解释微软小娜智能助理的影响时，他借用莎士比亚小说中的人物来回避谈论市场份额数据：“如果奥赛罗有微软小娜，他会不会承认伊阿古是谁?”
“比尔不是那种走进你办公室并跟你说，‘嘿，做的不错’这样的话的人。”
2014年2月，纳德拉上任微软首席执行官后的第一批行动，就是要求公司高管阅读马歇尔·罗森伯格的《非暴力沟通》，这是一本有关一种能使人们情意相通，和谐相处沟通方式的书。
这一姿态表明，纳德拉计划以不同于微软著名的前任CEO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的方式管理公司，并解决微软长期以来以激烈的企业内斗的名声问题。(程序员兼漫画家的Manu Cornet2011年用一个组织结构图总结了微软的文化，把微软公司不同的操作小组描绘成了互相用手枪指着对方的形象。)
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表示：“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萨提亚将专注于改变商业战略，而不仅仅是文化。”布拉德·史密斯是一名在微软工作了24年的资深员工。
执掌微软
纳德拉接手时的微软被华尔街和硅谷公认为逐渐与科技主流趋势渐行渐远，科技行业已经从台式电脑转向智能手机(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到苹果的iOS和谷歌的Android系统)，Windows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份额降至4%以下，苹果和谷歌的市值已经飙升至创纪录的水平。
而微软的股价已经停滞不前，尽管在2000年至2014年鲍尔默担任CEO期间，公司的收入增长了三倍，利润翻了一番。
Jackdaw的研究分析师简·道森说：“这是一家利润丰厚的公司，他们不可能很快就会淡出市场。但问题是他们是否会进入长时间的衰退期。”
因此，当鲍尔默在2013年8月宣布他打算退休的时候，接手他的岗位既不被认为是一项令人羡慕的美差，也没有机会让企业继续像以往那样继续运行下去。彭博社发表了一篇关于寻找继任者的文章，标题为“为什么你不想成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
“我设想的是一个着眼于中国市场的候选者，”ValueAct的总裁兼首席信息官Mason Morfit说。ValueAct是一家活跃的对冲基金，在新CEO的招聘中获得了20亿美元的投资，“我个人更倾向于在外部人士中选择CEO。”
纳德拉在1992年加入微软，当时他才25岁。尽管那时他已经管理了微软的云业务，但他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人。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内部人士”，纳德拉说，“我对自己是微软出品感到骄傲。”
但是，当他被宣布成为微软CEO时，一些评论家将这个选择形容为“退路”。
从那时起，纳德拉不仅恢复了微软在业界的地位;在短短三年半的时间里，他让微软的市值增长超过2500亿美元，实现了比Uber和Airbnb、Netflix和Spotify、Snapchat和wework更有价值的增长。只有像贝佐斯、库克、扎克伯格等少数CEO才能够拥有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业绩。
在2000年-2013年期间，微软从巅峰时期的6000亿美元市值一路缩水下滑，最终只有不到3000亿美元的市值，不及2000年辉煌时期的一半。
但是在2017年10月20日，微软市值再度回归巅峰时刻6000亿美元，但这一天微软苦等了17年。据网易智能观察，微软在6月6日收盘时股价小幅上扬，市值已经突破7800亿美元。
微软的股价不仅回到、甚至超过了他们在互联网早期时候的最高点。“纳德拉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现任微软董事会成员的Morfit说，“我希望我能说我们预期到了这一切的发生，但这显然是假的。”
文化变迁
纳德拉是如何扭转局面的?
这可以追溯到他让他的高级助手们阅读的那本书，以及这本书对微软文化产生的影响。他激励公司的12.4万名员工接受他所谓的“学习一切”的好奇心(而不是他所说的微软历史上的“万事通”)，这反过来又激发了开发者、客户以及投资者认为：微软正以一种全新的、更现代的方式与他们打交道。
纳德拉是一位当代的首席执行官，他能够强调在竞争激烈的企业政治中经常被嘲笑的软技能，但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这种技能对超高绩效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Box首席执行官艾伦·列维表示：“微软本可以聘用的CEO人选有很多。”Box曾在抨击微软的广告牌上发表言论抨击微软，但现在与该微软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对于萨提亚所创造的文化变迁的规模和大小，目前对此还没有很多案例研究。”
在某个周五的早上8点，这意味着微软高级领导团队(SLT)的成员们正赶往在纳德拉办公室的会议室开会，当其他高管们涌进来的时候，纳德拉穿着一件黑色的微软AI学校的T恤，坐在桌子中间的一个座位上，拿着一盘葡萄和菠萝。
这次会议起源于由纳德拉创立的一个名为“神奇的研究员”的定期会议，它展示了公司正在进行的一些鼓舞人心的事情。在6月下旬的一天，在伊斯坦布尔的微软土耳其分公司的工程师们通过视频会议修复了他们为视障人士设计的一款应用的原型。
在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开端之后，每周的例会有时会长达7个小时。在鲍尔默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后期，他发起的“SLT”会议已经成为纳德拉团队运动方式管理微软的一个标志。
他在整个过程中征求意见并积极地提供反馈，在他与某人的观点一致时，他会用牙齿咬住咖啡纸杯，以便解放自己的双手来不停地做手势表达观点。
这次聚会给人们带来的放松感觉可以看成是一次变革，这变革始于微软的员工们在合作时开始全力以赴。史密斯说，“在过去，我们所有在这里长大的人都知道，我们需要为每一次会议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并没有什么错，但这意味着在会议开始之前，试着找出答案，然后再测试你的答案是否正确。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都用这一方法来对那些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领域进行梳理。”
当我向纳德拉询问他与前任合作的情况时，他直言不讳：
“比尔不是那种走进你办公室的人，他说，‘嘿，干得好’，”他告诉我，“让我先告诉你20件你今天犯的错误。”
纳德拉补充说，鲍尔默的技术是相似的，他对自己所描绘的形象感到不满，并强调他发现这种直接性“令人耳目一新”(在成为首席执行官后，纳德拉甚至要求盖茨继续为产品团队提供反馈，他仍是公司的技术顾问。)
纳德拉的做法是温和的，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有同情心，这不仅对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有益处，而且对制造能引起共鸣的产品至关重要，“你必须能够说，这个人从哪里来?”他说，“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为什么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或沮丧，不管是关于计算还是超越计算?”
他为人处世的哲学源于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96年，他的第一个孩子扎因出生时患有严重的脑瘫，他和他的妻子安努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完全改变了， 纳德拉觉得很遗憾。然后，安努因为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建筑师生涯，去照顾儿子，至此他的观点改变了。
他回忆到：“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应该尽一切努力把自己放在扎因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让自己必须能够帮助他”。
“尽管我认为这种换位思考这个词有时被过度使用，但我仍然认为换位思考是我现在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我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前我性格中不好的部分正在渐渐消失。”纳德拉谈到了他从2017年8月即将年满21岁的儿子身上得到的灵感。
“当我想到他是如何经受住了所有的挑战的时候，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突然变得有了意义。我儿子能传达的一件事是，当我接近他的时候，他会微笑。这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与扎因的生活有助于解释纳德拉为何确保微软的工作场所和产品都能被残疾人士所使用。
在他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之前，他成为该公司残疾员工社区小组的执行发起人;今天，他每一季度与该组织会面，并在其年度能力峰会上发言，该峰会在2017年吸引了大约850名与会者。
负责辅助功能开发的Jenny Lay-Flurrie说：“我发现他是一个学习者，有很强的好奇心，也是一个倾听者，但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果断，他以一种合作的方式推动事情发展。”
一次冒险
在印度的海得拉巴长大，年轻的萨蒂亚·纳德拉像喜欢打板球一样喜欢电脑。当他15岁时，纳德拉的中产阶级父母从曼谷给他们唯一的孩子买了一个电脑工具包。
在纳德拉21岁生日的时候，他来到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学习计算机科学。毕业后，他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工作了几年，后来被微软挖走了。上世纪90年代是微软的繁荣时期，而纳德拉发现自己在稳步提升。
他说：“‘嗯，我等下一份工作时再做到最好吧。’的这种想法是最糟糕的，而如果你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想要的一切’，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直截了当。”
曾执掌微软商业解决方案小组、现任北达科他州州长的道格·伯格姆在那时成为了一名导师。
“早些时候，杰夫·贝佐斯正试图把他招到亚马逊，”伯格姆说，“我的工作就是重新招募他。”尽管亚马逊已经开始扩大它所触及的领域了，但伯格姆成功地指出，微软提供的机会击败了任何一个图书商所能提供的东西，“我知道那时自己关于亚马逊的定位是错误的，”伯格姆承认，“但是我认为说服萨蒂亚留下来是正确的。”
“当每个人都在庆祝的时候，你应该感到最害怕。”
在2007年，在微软的最后一次客户会议上，在成千上万的听众面前，他对纳德拉大加赞扬，然后把主题演讲交给了他。但在会议结束后，鲍尔默介入，重组了员工团队。他认为，纳德拉更值得管理一个不同的团队，即Windows Live搜索的工程部门，后来被称为“必应”。
搜索任务比商业解决方案拥有更好的机会，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带来了盈亏的责任。
“史蒂夫很清楚，”纳德拉回忆道，“他觉得自己无法拒绝，”他只是说，“看，这是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我不认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我希望你这么做。明智的选择，选择……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失败了，就没有保护伞，我不会来拯救你，不会让你回到原来的工作中去。”
在搜索领域，微软相比于谷歌来说是一个极端弱势群体，为了竞争，它不得不以一种比其他领域更宽松的方式运作。
当Bing的大多数高管都带着iPad去开会时，这被认为是非常时髦的，不过也是蔑视微软设备的象征。
在必应部门，纳德拉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存在着。当Netflix的首席执行官兼当时的微软董事会成员里德·哈斯廷斯邀请纳德拉在Netflix的会议上旁听，纳德拉照做了。纳德拉的这一做法持续了大约一年。
“哦，天哪，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纳德拉回忆道，“我觉得我的一大障碍是，在微软长大的时候，我从来没见过其他公司。”
尽管纳德拉在获得微软网络工具部门Azure的控制权后，缩短了自己在Netflix上的冒险经历，但他利用这段经历为自己晋升为首席执行官提供了理由。Azure是微软的网络工具部门，与亚马逊网络服务竞争。
“Netflix根据新数据迅速调整，”ValueAct的Morfit回忆道，纳德拉告诉他，“他认为与微软建立起来的官僚作风相比，这是非常有趣的。”
重新定位微软
萨蒂亚·纳德拉与微软前CEO比尔·盖茨
微软将纳德拉的提高视为一个向世界重新展示自己的机会。
在鲍尔默时代负责公司公众形象的首席发言人的史蒂夫·克莱顿说：“当你去微软的活动时，常常会发现那里会有微软的大横幅、标志、灯光和吵闹的音乐，我们说这个事件应该反映出萨提亚的风格，这却不是他真正的风格。”
在纳德拉得到这份工作八周以后，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他在没有任何介绍性的宣传活动中大步走出来，相反，纳德拉穿着黑色、热情而又低调有点显小的衣服，戴着厚实的黑框眼镜。
这与经常夸夸其谈的鲍尔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纳德拉开始提到T.S.艾略特之前，他描述了微软的目标：“你永远不应该停止探索，最后，你将到达自己开始的地方，并且初次了解这个地方。”
在新闻发布会上，纳德拉向公众宣告了苹果iPad的第一个版本，这是一种为微软开创新时代的有意义的方式，尽管该软件早在他掌舵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们不会说‘只用这个设备’，”纳德拉这样跟我说，提到了微软的Surface平板电脑和其他Windows设备。
长期以来，该公司一直致力于控制其生态系统;在苹果的平板电脑上推出了雄心勃勃的Word、Excel和PowerPoint软件，之后微软又推出了一款面向Windows的触摸屏友好型平板电脑。这些都表明，微软正在打造一个新的方向。
“纳德拉将微软带入了如今更加开放和一体化的计算环境”，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这样说到，“他给微软带来了一定的外交手腕。”该公司是微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也是纳德拉的第一个雇主。
2014年，纳德拉从高通聘请了佩吉·约翰逊，这也强化了这一信息。作为企业发展执行副总裁，她所做的的工作将加强微软与硅谷的关系，并寻求与曾经完全视为竞争对手的公司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如Box和Dropbox。
约翰逊说：“萨提亚已经开始定期访问硅谷了，这件事对微软的CEO来说是全新的。他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做到在微软内部和外部都一致。”
今天，一些曾经未使用亚马逊网络服务的初创企业选择了Azure。尽管其仍处在奋进的阶段，但在最近一个季度，Azure的营收增长了93%。
纳德拉还更新了微软的使命宣言，用比尔盖茨的话来说，“每一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微软的软件”，用更现代的口号就是：“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组织都能获得更多。”
然后，他开始努力改进公司来落实这一使命。
微软在技术上的每一个新趋势都被不断地吸引着，但往往都失败了。比如Zune音乐播放器，它成为了失败的代名词。
相反，纳德拉已经倾向于拥有雄心勃勃的战略承诺，比如Surface、HoloLens，同时也精简了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比如微软手环。
在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之前，纳德拉第一次看到了这个高度机密的HoloLens项目，“从我不理解这一点到我认为‘这是计算机的未来’的时间是我所见过最快的，”微软混合现实的老板亚历克斯基普曼说，“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
纳德拉将鲍尔默以70亿美元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的交易称为“亏损”，并取消了2万多个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Windows在短期内不会在移动设备上赶上iPhone和Android。
微软并没有固守Windows系统，而是发布了超过100款的iOS应用，甚至还接受了Windows的开源竞争对手Linux。微软加入Linux基金会被称为“地狱式”的时刻，因为鲍尔默曾将Linux称为“癌症”。
此外，纳德拉还以2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LinkedIn。LinkedIn的5亿名专业用户与8500万名Office 365的用户相结合，为微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数据存储空间，以得到见解与分析。
可以说，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无法复制的Facebook社交网络或谷歌的搜索引擎(在2017年1月，微软在蒙特利尔获得了一款名为“Maluuba”的热门产品，其技术旨在解析此类数据)。
“我们对这个独特的微软人工智能感到非常兴奋，”微软人工智能和研究执行副总裁Harry Shum说。
活到老，学到老
纳德拉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活动和成就而膨胀，正如他有一次对我所说的那样，那一次他描述了自己在微软公司的升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黑马视角”的好处，“当每个人都在为你欢呼喝彩的时候，才是你应该感到最害怕的时候。”
纳德拉的管理世界观深受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维克的书《终身成长》的影响，这本书概述了两种思维方式，那些以固定思维模式运作的人更有可能坚持于做那些要运用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的活动，而不是尝试那些可能会让自己失败的新事物。那些专注于成长的人，让学习新事物成为自己的使命，明白自己不会事事成功。
纳德拉的妻子安努在纳德拉成为微软的首席执行官前的几年，让纳德拉开始看这本书。他们发现，这本书对于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父母也很有用。
但很容易看出，纳德拉为何会将这本书的理念应用于微软。微软的理念曾经是一成不变的，以至于微软理念可以总结为“一切都必须在Windows上运行，我们绝对不能设计出在另一个平台上也可运行良好的产品”，正如微软创意策略分析师卡罗琳娜·米拉内西所说的那样。
在纳德拉升任首席执行官后，他为微软员工起草了一份新宣言，之后他咨询了德维克，并选取了她的作品中的一些主题写进了新宣言之中。
“我们需要一种能让我们不断更新和并且让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文化，”他解释到。
德维克宣称，微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型公司，微软渴望学习新的知识，她还赞扬了纳德拉的领导。她说：“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领导人宣扬成长型的思维，但却不付诸实践。要抓住这种思维并具体实施确实不易，尤其是在科学家的文化中，他们倾向于崇拜自然能力。”
纳德拉承认，一些微软经理误解了固定型和成长型心态的概念，认为他们是不可改变的个性特征，而不是人的行为方式。他说，他的一些同事甚至试图将团队成员分为这两类。不过，他认为，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点。
纳德拉补充说，他鼓励所有员工都有成长的心态，包括“在某一时刻，当有人犯错的时候为他找理由”。在2016年3月，当时微软未来社交体验(FUSE)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推出了Tay，这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它接受了18-24岁的美国女性惯用俚语的训练。
推特的“网络巨魔”发现，如果他们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充满仇恨的言辞来攻击Tay的账户，Tay会说类似的话进行反击。这一点是微软没有考虑到的。
网络巨魔曾经秘密地设置了数以千计的伪造的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媒体账户，以蛊惑公众舆论来反对西方。在一天的时间里，“巨魔”给这个机器人洗脑，用越来越卑鄙的方式发了96000次推特，把微软在人工智能上的公开实验变成了一种耻辱。
FUSE实验室的总经理程莉莉说：“早上的时候情况好极了，到了晚上，情况就不是那么好了。”
程又笑着回忆起他的回答，说：“萨提亚真是太好了”。为了鼓励Tay的创造者们，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到，“继续加油，我与你们同在。”
然后他们有了新的成就：去年12月，微软推出了另一款类似于Tay的机器人，但比Tay更不易受“巨魔”干扰。这款机器人在Facebook Messenger和Kik上都可以使用，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推特上自由使用。
罕见的错误
这位CEO在上任仅8个月的时候就经历了艰难的成长过程。他受邀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年度活动——格雷斯·霍珀的“女性计算机大会”的问答活动。他告诉广大的女性观众，科技行业的女性应该放弃加薪的要求，转而相信系统会对她们进行奖励。
这一观点迅速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反应，与会者很快就在推特上发表反对意见。
纳德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第二天就发表了道歉声明，他在给微软员工的电子邮件中写到：“我给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答案”。今天，他把自己在台上的评论形容为“这个特权人士的一个毫无意义的回答”。
但纳德拉不仅仅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还展露了自己的偏见，并迫使他的执行团队也跟随他的脚步。
“我对萨提亚更忠心耿耿了，”微软首席人事官凯瑟琳·霍根说到，她曾是微软全球销售的首席运营官，在这场混乱之后不久，纳德拉就将其提升到了目前的岗位。
“他说他没有责怪任何人。他对全公司说，’我们要学习，我们会变得更聪明‘。”
对于纳德拉来说，这是一个罕见的错误，但微软的表现却很好。
在此之后，微软的一位资深员工告诉我，该公司加强了内部信息传递，鼓励员工尊重多样性，并努力减少无意造成的偏见。纳德拉为公司的其他成员树立了榜样：我们会犯错，但我们可以学会做得更好。
纳德拉和霍根试图改变微软的思维方式的努力，也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典型的是在位于雷德蒙德的微软总部和其他分公司公司的墙上挂着一套装帧精美的警句。例如“为74亿人设计产品要从为一个人设计产品开始”，“通过窗户看世界比用镜子更好”。
公司中体现同理心、包容和便利性的小亮点越来越多。一个自助餐厅的餐巾架鼓励员工终生学习(包括一个“必应”的插头);一个电梯门上装饰着中国符号“听”;在一些户外的树叶上插着一个小小的招牌，宣传计算机科学的联合教学计划。
就连咖啡容器也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当一名员工觉得把一个有着甘地画像和鼓舞人心的话语的咖啡杯扔进回收站时，这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你不必当一个毫无希望的愤世嫉俗者来猜测在一家拥有12万多名员工的公司里，标牌和杯子能改变多少行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此前便在微软公司里工作。
然而，纳德拉坚持认为，这一努力与其说是关于再教育，不如说是激发了人们的共鸣。他说：“这只是需要将人们的这种情绪激发并表达出来。”
尝试新事物
微软员工们曾在一年一度的黑客马拉松活动中表达自己的情感，纳德拉将这一活动称为“OneWeek”，这一活动取代了鲍尔默的年度会议，会议流程包括在一个体育场里让员工欢呼发泄。
在最初的四届活动中，黑客马拉松已经发展到包括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18000名参与者参与活动。
在访问了纳德拉位于34号楼的办公室后，我穿过微软园区，探访了黑客马拉松的大本营。在那里，有2000人，包括微软员工、顾客和非营利性的客人，以及学生，他们在一个足球场的两顶帐篷里，在折叠桌上进行着激情项目。
一个团队只是在清理Windows的设置，这样就更容易找到和调整视觉和听觉受损的可访问性特征，该团队希望将一些东西准备好作为下一个更新版本的一部分，代号为“Redstone 4”。尽管他们的许多努力都涉及到尖端技术——戴着一款虚拟现实头戴设备来体验肯尼亚农村的生活。
一开始，微软的一些人认为这件事情直接做就行。
但30名开发人员、产品经理、研究人员和营销人员加入了这个团队，他们赢得了公司的支持，因为这个产品有可能赢得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支持。“我们充满激情，但我们不是狂热者，”一名团队成员解释道，“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萨提亚所做的。”
如果你在YouTube上四处翻找，你可以发现一个1993年微软的名为“DevCast”的有趣的视频，它是在宽带时代之前通过卫星uplink向开发者分发的。
纳德拉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技术营销经理，在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在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小时45分钟的时间。视频里的他留着浓密的黑发，他的口音也很明显。再看看今日自信而又能力出众的他，你就明白他成长了多少。
在2017年5月举行的微软Build开发者大会上，纳德拉公开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影响问题。在他的主题演讲的前几分钟里，屏幕上闪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奥尔德斯·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封面，他借此对科技的黑暗可能性发出警告。
坐在观众席中，我试着想象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或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深陷于任何一种不祥的预感，作为公开演讲的一部分，但失败了。
在他的主题演讲结束后，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州会议中心的演讲中问纳德拉，为什么他选择说出他的人工智能恐惧。
他身体微微往前倾，一边笑着说：“我们这个行业的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技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公司的身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创造技术，好让其他人可以创造更多的技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技术要让更多人变得更强大。”
6月6日，微软宣布以75亿美元收购开源平台GitHub，将Azure云服务与GitHub进行整合。
全球社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纳德拉、亚马逊CEO贝佐斯谈论
纳德拉对微软和全球社会的责任感，在政治领域也得到了体现。当特朗普在2017年1月签署他最初的移民令时，微软称其为“被误导的、根本性的倒退”，而纳德拉本人则以自己作为移民的经历对其进行了批评：“在任何社会中，都没有偏见或偏执的容身之处。”
然而在6月，纳德拉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美国技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和微软前首席财务官克里斯·里德尔组成，负责探索如何让政府服务现代化。
纳德拉与蒂姆·库克、杰夫·贝佐斯等人一起，在白宫国家餐厅与特朗普会面，参加了一些突破性的会议。
四天后，我回到了美国另一端的华盛顿，我告诉他，我和编辑在照片中对他脸上的表情感到困惑，照片上的他坐在特朗普的左边，嘴唇蜷成一半微笑，我们想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很快回复了一份声明，说他支持美国技术委员会，但在其他方面，他的回答是“保持中立”。
他说：“对我们来说，与政府打交道是不可能有更重要的对话的，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坦率地说，这不是一个政府和另一个政府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关于一个政党和另一个政党的关系。它是关于美国的竞争力，我很高兴看到本届政府采取这一措施。”
多数科技公司的领导者都不愿对奥巴马政府进行指责，尽管业内一些人士坚称，纳德拉等知名移民有特殊的责任，尤其是考虑到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对硅谷中来自南亚和亚洲高管的数量表示担忧。他在2015年布莱巴特卫星电台接受时任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采访时表示了这一点。
Fog Creek软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nil Dash说：“如果史蒂夫·班农说我们不应该让印度裔美国人在科技公司工作，我不认为说‘对不起，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你错了’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或不寻常的”。
纳德拉的新书融合了个人回忆录和技术未来主义，他在书中似乎暗示了班农的言论，却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他写道，“即使一些掌权的人说过，在技术领域有太多的亚洲CEO，我却忽视了他们的无知。”
他还说，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和朋友们不得不与种族的“思想”作斗争，这“激怒了”他，但他说，“我不是被任何人选举出来的，所以我想确保我们不像我们有授权那样行事。”
然而，在微软，纳德拉无疑赢得了一项授权，在2017年8月中旬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的白人至上主义骚乱之后，他表达了自己在全国对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景，显示出纳德拉的做法有多么强大。
他写到：“在这段时间里，对我来说，作为领导者只有两件事最为重要。首先，我们代表的是我们永恒的价值观，包括多样性和包容。第二，我们同情身边发生的伤害。在微软，我们努力寻找分歧，庆祝并邀请他们。我们的成长心态文化要求我们真正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我们必须拥抱我们共同的人性，并渴望创造一个充满尊重、同理心和机会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