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想要的，是一个没有"华为"的华为
任正非害怕华为被封“神”，但今天的华为已然成为了一个承载了人们太多寄托的与期待的巨神。
以前，人们想要一个通过狼性管理成功的大公司榜样，华为便成了大家口口相传的铁打营盘。
后来，人们期待能够有一家属于自己民族的科技大厂，华为十分应景的被人们选中称颂。
再后来，5G来了。人们说华为的就是民族的，不支持华为的就活该被唾弃。
如今，一个华为前员工的离职纠纷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华为价值的关注与争论。
有人渴望看到华为神话破灭，也有人不想看到华为跌下神坛。
唯独没人愿意了解，真实的华为。
华为只是个企业
今天人们口中的华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融合了人们许多期待的复杂概念。
当人们谈到现代科技化浪潮时，需要一个有领先技术实力的华为。
当人们探讨企业管理模式时，需要一个有民族特色制度优越性的华为。
当人们攀比智能设备时，需要一个黑科技吊打苹果而且价格超低的华为。
当人们说起哪个平台更值得去时，需要一个福利待遇与开放程度媲美外企的华为。
而哪怕只有一件事没有满足人们的期待，华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就是封神的代价，也是任正非不想看到华为被封神的原因。
1987年，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在内地的销售。这种名为科技，实为倒卖的业务对任正非来说，显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而初期的华为，就是在这个“权宜之计”下，一转就是5年。
到了1992年，屯粮渐丰的华为尝试着自主研发，挖来一位清华的博士郑宝用加入华为，和华中科大的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
这款产品的一战成功，奠定了华为走自主研发的基本路线。
1994年8月，华为的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大获成功，与之后的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
到1995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
也就是从那时起，华为便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后来甚至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视察觉得人太少，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第二年，又是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
彼时的华为，可以说视人才为一切。公司对引进人才的大笔投入保障了一个硕士生2000年就能在华为拿到8-9千的月薪加上几万十几万的年终分红。
可以说，在1992年到2000年这8年多时间里，是华为发展史上真正的人才红利期。在这个时期进入华为的人，也真正得到了收入与尊严的双重收获。
而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2000年，华为技术骨干李一男辞职，并带走了200多个资深的技术与业务元老。
此前，预感到人员逐渐臃肿的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重压之下竟然先是有本事的技术人才先甩手走人。
第二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做了名为《华为的冬天》的演讲，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痛失PHS、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
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任正非第一次展露出华为狼性文化中对内残酷的一面：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结果是当时对内部管理人员的清洗，并没有振兴华为的颓势。到了2年后，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华为管理层甚至决定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出售给摩托罗拉。等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结果摩托罗拉新上任的CEO并不看好华为的业务，终止了这场交易。
也就是说，任正非当时搞了几年的人员优化，非但没把华为搞得更好，还让大家觉得卖了应该更好。
这，可以说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殷商之鉴。
任正非也不是神
如果说，在对内管理上并非完全是任正非一个人的过失。
那么在华为的手机为何迟了这么多年这件事上，任正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2年9月，眼看被彩信业务带动的诺基亚、松下、爱立信等手机在市场上大卖，华为的一位业务元老就给公司最高层写报告，建议华为公司立即做可以支持移动数据增值业务的2.5G和3G的手机终端。
到了10月份，北京国际通信展开幕。华为内部有人在前来参观的公司高层领导前介绍整个通信展体现的技术新趋势时，把之前准备的华为要尽快立项做3G手机一并阐述了一遍。
之后，无线事业部总裁徐直军就亲自安排准备了一份给任正非的手机立项汇报材料。
结果在一次任正非亲自召集的无线产品线讨论会上，这个方案被任正非直接否决。
并在会上向所有人训斥道：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已早有定论，谁又在胡说八道！谁再胡说，谁下岗！
虽然几年后，知错即改的任正非转而支持华为开进手机市场。但错过了3G时代和智能手机上半场，才给了小米等一系列国产手机厂先发制人的生存机会。
而即使是杀进了手机市场，早年华为的手机业务也完全是效仿中兴等厂商围绕运营商客户吃补贴的模式。这种看似求稳的战术，不仅没能为手机业务带来大的突破，也没能在那个手机市场草寇丛生的年代为华为建立坚实的品牌口碑。
直到2010年，余承东从欧洲回来接手终端业务，那时的华为在中国市场排名不到前十。很多项目都是亏损的，余承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华为80%的低端机，提出用电商的方式在高端机上面重塑华为品牌。
结果这个思路又差点被任正非摁灭，因为任正非觉得华为就应该做那个物美价廉的产品，不可能做高端，因为没有品牌，做高端等于死掉。
同时，希望效仿小米线上模式的思路也不被任正非看好。
如今再看当时的华为，如果不是93年就加入华为并曾立下赫赫战功的余承东负责手机业务，而是别的什么资历较余浅的人负责，华为的手机业务也许早就在任正非的多次不信任下颓废了。
而即便是老将余承东，在刚开始操刀时因为业绩慢，也差点被任正非拿下。幸好小米的线上营销业务引发业界哗然，这才促使任正非继续支持余承东继续搞搞看。
就在3G和智能手机技术潮流挽救了华为的过程中，任正非力主推动的对内狼性管理也从未停止。
2007年，就在新版《劳动法》即将施行的前夕，华为竟然出台了一项：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华为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即先“主动辞职”、再“竞业上岗”，重新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的规定。
这种带头对抗国家《劳动法》，又迫使近万名员工工龄清空的荒诞做法，在当时一度成为各大媒体的报告焦点，甚至连一些外国媒体都援引该事件来批评中国的社会及劳工保障制度。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社会质疑中，华为的回应也只有几句：
“辞职完全属于员工自愿，绝大部分员工会通过竞岗回到原来岗位...”
“我们依据劳动合同法对人力资源管理做调整，理顺我们的劳动关系和规范劳动合同...”
如今，在对待这件已经过去了12年的陈年往事的态度上。
认可华为的人或许会说：这是华为经营的正常手段，利用历史窗口优化不称职的人员是果敢突破。
不认可华为的人或许会说：这次动作伤了那些为华为默默付出多年员工的心，是华为在之后的几年里包括手机在内的几项业务都难以取得成效的内在原因。
民族骄傲不能只靠华为
自中美贸易战交恶以来，两国在科技领域的每一次明争暗斗，华为都会被人们抬出来说事。
深晓民意可用的华为，也几乎次次借助人们重压之下的反抗力将危险转化为机遇。
一时间，华为的成为了民族的。
而不挺华为的，哪怕是另一家体量相等，曾经也被视为民族骄傲的联想，也在一片讨伐声中狼狈不堪。
在这种万众一辞的声浪开始在互联网舆论中成为主流时，不愿意从众的自由意识便于另一部分人群中觉醒。
他们渴望看到华为出丑，渴望看到神话破灭，更渴望证明自己的特立独行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见之明”。
而当我们跳出华为的自身问题与群众间的党同伐异来思考有关民族性的客观需要，到底是因为我们需要华为才被限制，还是因为我们被限制才需要华为呢？
显然这又是另一个包含历史环境与民族个性的复杂问题。
而回到人们如何看待华为这个具体问题上来说，如果如来佛祖和玉皇大帝讨论谁的神通更大时，如来只会重复一句：“你被猴打过。”
那么这对西贺牛州治下的子民来说，无疑是可悲的。
又或者说，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有关华为的问题，都不是华为真实存在的问题。
毕竟，人们想要的华为，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华为而已。
内容来源：《华为的冬天》、《华为发展简史》、《华为鼓励7千员工辞职专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关村前线
